女性與族國主義的艱難結合 : 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
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
文化研究@嶺南
嶺南
Volume 16 第十六期 (2009) : 豈只半邊天 : 女性
的文化政治
Article 2
11-2009
女性與族國主義的艱難結合 : 宋美齡與
新生活運動
Po Shan LEU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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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寶山 (2009)。女性與族國主義的艱難結合 : 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。文化研究@嶺南,16。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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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研究 @ 嶺南
第十六期
2009 年 11 月
女性與族國主義的艱難結合 ─ 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
梁寶山
緣起
修讀「女性主義與文化政治」這門課期間,適夕泛道德化的政治在香港越演越
烈,除了像明光社一類新右宗教組織的恐同( 反對同性戀伴侶被納入家暴條例 ) 與
反資訊自由( 倡議收緊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 ) 運動外,還有由政府倡導的反吸煙及
禁毒運動,和由懷孕少女自拍、社民連議員在議事廳內講粗口、旺角鬧市投擲漒
水彈等等事件引發的道德恐慌……在金融海嘯,普選被拖延等種種不穩定因素
下,輿論走向強調家庭價值及社會監控。當中夾雜着的基徒教倫理和和諧的國家
主調,進一步合理化對國民身體的微觀監控(由什麼地點可以吸煙,到入校門要強
制驗尿)。教會曾經是殖民統治的最佳伙伴,然而對身體的規訓,卻非唯殖民統治
所獨有。要拆解宗教 ― 殖民主義 ― 國族主義 ( 此譯, nationalism) 之間的扣連
與背反,似乎不得不向具體地回到現代中國的歷史經歷。這一連串叩問,正在我
面前開出幾個不同的研究議題,包括作為( 半 ) 本土宗教的佛教,如何回應基督教
的衝擊及其與政權的勾結;女性主義對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回應,特別是國民
― 身體的打造過程;及香港當下這種泛道德化政治與三十年代國民黨倡導的新
生活運動的可比性。因為要回應的問題很複雜,開出的面向又太多,能找到的歷
史亦有限,故此,本文只以新生活運動中的宋美齡為例,看看女性主義與國族主
義在共和國的歷史上,如何艱難地接合,並表現出既前衛、又保守的雙面性。本
文並不打算作出任何結論,只想透過理論與歷史的並置,為這一連叩問建立一個
中途站。
1. 理論部份:民族國家與性別
1.1幾種有關民族國家的說法
民族國家(nation-state)一詞的合成,很容易讓人引起誤解,以為是先有民族,後有
1
國家,民族是固定的人種分類,而國家則是因應這種分類內部的同質性而建立的
政治體制。而中文「國家」就更容易令人把國視為的家的伸延,並強調血緣的
「自然」關係。 對於這種想像,Yuval-Davis引用英國右翼理論家Enoch Powell的
說法,國家即是「兩個保衛領地的雄性,與女人和孩子」(Yuval-Davis, 1997:15)
― 這種部落式、甚至是狼群式的原始想像,正正說明了對於國家的一般想像,
既是以父權為中心,更以把人類的社會制度以自然之名合理化。比較「現代」的
民族主義理論,如Ben Anderson, E. Gellner與Eric Hobsbawm則從自然論轉向以較
後設的方式,指出民族的虛構性,以歐洲的具體歷史,說明民族國家乃現代產
物,是同質化的過程,並與資本主義關係密切。(Yuval-Davis, 1997:15-17)而與同
質化同時發生的抗衡力量,即如「分裂」、「合併」與 diaspora,亦在挑戰族國
中領土與民族的固定界線和必然關係。(Yuval-Davis, 1997:17-18)除了人與空間的
關係外,民族國家很大程度上亦依靠象徵承傳(symbolic heritage),例如在時間向
度上把民族訴諸共同的神話根源或將來的命運。(Yuval-Davis, 1997:19) 民族國家
的構成,大致可歸納為三類:1. 民眾國家(Volknation/ Folk-nation): 強調的是血
緣統一,無論是否神話虛構(例如:「炎黃子孫」、「龍的傳人」),是排拒性最
強的一種。2. 文化國家(Kulturnation / Cultural-nation):強調文化統一,包括語言、
宗教、風俗、傳統甚至對民族性的本質化定義等等象徵承傳。3. 政府國家
(Staatnation):強調的是國家構成的公民向度,以公民所處的土地為主權領土的合
理界限,新生活運動謀程度上以透過國民的建構來填充國族的內涵。(Yuval-Davis,
1997:21) 。 這種以契約論為基礎的族國構成,比起前兩種相對開放。
1.2 民族國家中的女性
如此,問題便來了。正如上述所言,族國想像的父權與部落色彩,對不同性別的
國民並不一視同仁,而是度身訂造了不同的規範與角色。換句話說,民族國家雖
是現代產物,把政治從神權與皇權中拯救出來,同時確立公共和私人領域的楚河
漢界。這種二分法的一邊,是理性- 文化 - 公共 - 國家 - 男性 (- 西方 - 殖民者 ) ,而其另
一邊,則是感性- 自然 - 私人 - 家庭 - 女性 (- 東方 - 被殖民者 ) 。女性被拒諸啟蒙和「國
是」門外,變成正當不過的事 (the "common sense") (Yuval-Davis & Pnina Werbner
1999:5-7)。用一個具像的比喻,國家像一只法國麵包,堅硬的外表,用以保護軟
弱的內餡,私人領域是國家的內容,得要由公共領域來圍繫保護,同時亦是一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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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說女性是國家的內容,但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的秩序卻只承認其中一個性別才
是充份的公民(轉引T.H. Marshall "full member ship in a community" , Yuval-Davis
1997:24),更處處指導和干預另一個性別的事務,介入私人領域。女性在族國建
立上,經常被賦予兩種功能:1. 再現意義 (representation) :以女性、大地之母等意
象作為族國像徵( 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 ) ,又或者通過彰顯女性「應有的」儀範來
延續傳統( 從面紗到教育和就業 ) ; 2. 種族意義:女性因為生育能力而被視為民族
基因藏庫(genetic pools) ,擴充人口,保其質素 ( 優生學 ) 和純粹性,是為女性的天
職。故此女性應何時生育、生育多少,往往成為國家介入私人領域的切入點。特
別在戰爭時期,「保種強國」就更被視為勝利的關鍵。(Yuval-Davis 1997:22-25)
亦即是說,女性在族國構成上的地位實在非常吊詭,她不是充份的國民,卻成為
了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象徵。她的象徵功能甚至蓋過她的主體性,致使在戰爭強姦
與性暴力,往往被視為對族國的侮辱和民族基因的污染,而多於對個別具體國民
的傷害。更諷刺的是,族國主義的「性別分工」,西蒙波娃認為顯然是把負責殘
殺的性別而不是孕育生命的性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。(Yuval-Davis 1997:6)
故此,女性根本就是族國主義的「磨心」,然而當女性主義對族國主義提出一連
串的叩問,卻被一些歷史學家視為「進入」族國論述的請求。 1 要使女性得以在
族國之中重置(reclaim)應有位置,無論在概念上或實踐上都困難重重。例如女性
主義者經常控訴「父權」的壓迫,而針對「父權」所作的顛覆,往往又易容把
「父權」視為一個穩定的結構。生物性別(sex) 與社會性別 (gender) 的二分與再定
義,亦簡化了穿越於自然本質與後天建構之間的實際運作。何況性別往往又與經
濟、族裔、種族、階級處境扣連,才成為全成為整全的身份認同。(Yuval-Davis
1997:7-9)在此,女性主義對國族主義的叩問亦容易被推進後現代式身份政治的死
胡同 ― 既然沒有「一種」放諸四海皆準的「女性」,那麼所謂具有女性視野的
族國論述根本就不可能,更遑論以女性作為一種政治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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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裡指由 John Hutchinson 與 Anthony D. Smith 為牛津大學出版社編的 Nationalism 。當中把族國與性
放在非常次要的位置。見 Yuval-Davis 1997: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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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情況放在「後發」國家或在殖民處景裡便容易發展成既進步又倒退的矛盾。
Patha Chatterjee指出,如上所言女性既被視為 基因藏庫,在反殖 ( 或族國鬥爭 ) 中
被推向前緣,成為殖民者矮化-凝視的對象。因此她們的解放,對外而言,即是反
殖及現代化的成功指標。但在族國內部,因為現代化而造成的城鄉差距,反殖建
國成功之日,往往只是女性在現代化進程上被「抽後腿」之時。因為現代化被視
為西化和侵略者的產物,特別在內地鄉村,現代女性,即是被西方文化、帝國主
義與資本主義污染的國民,必得使之重回到民族傳統的正軌。這種反彈,在阿富
汗及塞爾維亞便是以非常極端的方式進行。而比較「進步」一點的方式,特別對
城市中產階層而言,女性之而要接受現代教育,是因為家庭是保證民族生活方式
及文化傳統得以一代傳一代的基地。同樣吊詭的是,家庭雖早被摒棄在公共領域
之外,但透過把女性塑造為國民的母親,私領域又被公領域所挪用佔領。(YuvalDavis 1999:12-14)故此,女性解放是民族解放的前題,抑或民族解放是女性解放
的前題?一直是「後發」國家的困惑。
( 反例:色‧戒在國內備受批評,有民族與性別的兩重性 )
( 例:宋美齡視女性地位的提高為文明與民族獨立指標 )
( 例:宋美齡從洋裝到旗袍,並新生活運動主將知識青年下鄉,並城市婦女回歸家庭角
色、農村生產 )
(~ 民國選舉定額爭議 )
那麼,女性是否就只能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政治身份?如果能放下要撥亂反正的思
維,順應着困惑本身的理路,反而卻能看見可能的出路。Elizabath Weed 認為缺
乏可靠、正面的身份,不正正說明動員應以在地和隨機應變的方式進行麼?動員
沒有恆久不變的定律;而動員即意味從眾多紛雜的身份當中,分別出與社會政治
相干與不相干部份的過程。(Yuval-Davis 1997:10-11)這點,我們留待文末有談及
「右翼女性主義」時再進一步探討。這裡,先回到新生活運動及宋美齡與上述討
論相干的歷史處境。
2. 案例: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
2.1 新生活運動
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 1934 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,可說是現代中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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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調上的一次政治運動。普遍的說法是其時國民黨在江西南
昌「剿共」,成功收復失地。為統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公民道德─即統一意識
形態,故而發起新生活運動。整治範圍,由生活習性入手,建立社會秩序;由黨
內到黨外,由南昌到南京、全國甚至僑胞;由城市到鄉村;由宣傳、糾察到集
會;由反共到抗日─是一場由上推動的由下而上運動,亦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場以
每一位「國民」為對像的政治運動( 下詳 ) 。對「禮義廉恥」之提倡,於「衣食住
行」的施行;「新運」強調與過去脫節,「日新又新」。1934年由蔣介石提出的
主張,可總結為八項原則,包括:
1. 以前種種,譬如昨日死;以後種種,譬如今日生。讓我們排除舊日的習
氣,建造一個新的國家。
2. 讓我們接受復興國家的重任。
3.我們必須守規律,忠誠而知恥。
4.我們的衣、食、住、行,必須簡單,整齊、樸實與清潔。
5.我們必須不辭苦難,力求節儉。
6.我們須有充分的國民知識與德性。
7.我們的行為須果敢而迅速。
8.我們必須謹守諾言,甚至沒有諾言亦能積極行動。
( 見《新生活運動之要義》,蕭繼中 1975:13-23 ;及謝金早 1982:277)
一年之後 1935 年,再修訂為三個方面,分別是:
1.生活軍事化;
2.生活生產化;
3.生活藝術化。
( 謝金早 1982:282)
運動在 1934 年 2 月 19 日發起,跨越八年抗戰,並沒有正式宣告結束。而對整個運
動一般的分期方法則有兩種分:一、以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蔣介石的廬山談話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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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的說法是此為李澤厚於八十年代在回顧五四思想時的定論。亦有說應為舒衡哲( Vera Schwarcz )
所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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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宋美齡被委任為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」指
導長,名正言順地總攬全略「新運」,尤其抗戰後援工作。第一種分期,着眼於
安內先於抗日的獨裁意識,及其後的抗戰轉向;而第二種則着眼於運動的組織方
式,尤其宋美齡的領導。
對「新運」的評論,以「復古」和「法西斯」最為常見,這種組合,多少同時說
明了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運動,其「中西全璧」、「古為今用」的折
衷。亦有評論認為這種只關注「牙刷、老鼠夾和蒼蠅拍」等不識「大體」的運
動,並無實效,不值一晒 3 。 Laura Tyson Li 在宋美齡評傳Madame Chiang Kaishek: China's Eternal First Lady中,有這樣的形容:"[...] a curious East-West
ideology fusion of neo-Confucian percepts, thinly disguised New Testament Christianity,
YMCA-style social activism, elements of Bushido- the samurai code- and European
fascism, along with a generous dose of New England Puritanism. " (Li 2006:102) 在眾
多評價中,與本文重點最關切的,是Arif Dirlik 的反動論 (counterrevolution) : 1.
他不認同「新運」是單純為了強化統治權威的運動。透過介入私人生活領域,
「新運」更多地是透過動員來喚召一種積極的國民性,以每一位國民為對像;透
過假借儒家傳統,建構能夠迎合現代民族國家需要的被統治對像(subject of
governance) 。 2. 當中種種「雞毛蒜皮」式的細節,既是為了促進現代國家的行政
效率,更是「形之外」─ 「有之內」的規訓 ( 特別在衛生與秩序方面。這裡 Dirlik
雖然沒有引用傅柯的理論,卻是十足的傅柯式的! ) 。然被召喚起來的個體性,卻
又必得要服膺於國家這個大我之下。(Dirlik 1975:953-959) 2. 有說因為「新運」重
新提倡「四維」等傳統儒家道德,故而是一種保守主義或復古主義。但此說卻不
能說明其「青年會」式組織方式,及基督教士及教會的農村改造工作。故而「新
運」在更近乎寄託於儒家作為表述的新教思想( 尢其斂用、勤勞 ) ,承傳的是改革
派傳統,如晚清洋務運動的「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」。「復古」只是手段;「復
興」才是目的。如果說它要恢復的是儒家傳統,無寧說它更接近失落的法家精
神。故此,無論中西古今,都只是一種道德工具論(instrumental morality) (Dirlik
1975:960-961, 968-971) 。 3. 此外, Dirlik 認為論者亦往往忽視了「新運」的現代
性,特別是對自我的批判,和「日新又新」的進步觀,都是五四及二十年代新文
3
參見黃金麟對不同論點回顧 ( 黃金麟 1998:168-17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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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儘管這種回
應是透過挪用其語言以馴化其顛覆性來達成。(Dirlik 1975:962-963) 4. 它在政治上
不止於保守─因為「新運」要從知識份子手中奪取定議何為「新」、「進步」、
「現代」之權力,故而是更進一步的「反動」。(Dirlik 1975:968 及黃金麟 1998:
184)
2.2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
如果循Dirlik的理路去理解「新運」,「新運」實際是一次尋找國民的建國(nation
building)運動。故而,我們亦可從中理解現代中國對女性的國民要求。這裡,我
們不妨把焦點放在 (...truncated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