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

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is an online magazine featuring cultural critiques, reading reports and interviews, published bi-monthly by 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 (MCS), Lingnan University. All writings are mainly authored by MCS students and graduates.

List of Papers (Total 834)

高歌又如何?

屯門公園 ― 位於屯門區市中心,佔地約 12.5公頃,是新界首個提供多種康樂設施的大型公園, 1995年 8月29日開放給市民使用,幾乎成了區內退休人士長駐之地。曾被媒體報導過的事件有2006年 5月康文署攝錄涉噪音表演者期間發生意外,一名怕事老伯逃奔時跌死;揚聲器引起的噪音擾民投訴和警民衝突等等。 本文將透過作者在現場的觀察和對話,重塑市民對現實處境的宣泄和與政府部門的角力:由反抗,無奈,到妥協的過程。

真實社區與想像共同體 : 從 “網路愛國” 到臺灣美濃的返鄉青年運動

當期待中的2008真實貼切的走近並從我們身邊經過時,它註定將給我們留下無盡的思考空間。從奧運火炬海外傳遞所引發“全世界華人聯合起來!” 的悲壯畫面,到促使法籍大財團“家樂福”在“五一”期間用《龍的傳人》、《我的中國心》、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等愛國歌曲取代平日輕柔悠揚、讓人放慢腳步盡享購物樂趣輕音樂的戲劇場景。甚至當“三鹿”問題奶粉讓國人從驚恐走向憤怒時,似乎是“多事之春”的慣性使然,我還是在網上看到了這樣的消息:認為這次事件實際可能是“洋奶粉”為了擠垮中國民族產業而別有用心,背後可能有更多的“陰謀”,總之,我們不應該上當,而應該堅決支持國貨,甚至有人還準備發起遊行…… 而在具有國際性影響的“抵制家樂福”風潮中,便捷的網路更讓兩派的戰鬥打得火熱,一派為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憂心忡忡,表現得清醒而高尚,把對方視為“腦殘”者;而另一派則把這些還在“為西方說話”的人稱為...

酒井法子,讓我理解你

先旨聲明,我確實是酒井法子的「死硬派」支持者,因此她吸毒一事並不會動搖她在我心目中之王座。然而,本文並無為她開脫的企圖,亦不打算探討「吸毒」是否真的如斯罪大惡極 (儘管我認為有討論空間)。我只想提出一個討論範疇 ― 關於「理解」(Understanding)的問題。

反「o靚模」還是其他? : Facebook上的民粹動員

本文的目的旨在探討「o靚模」事件中,網絡動員的模式。事件涉及的除了文中有提名的張振海先生,還有不少筆者的友人。本文縱有批判之處,但其重點並非指責某些個人,而是整個動員的運作。另外,本文因時間及資源所限,未能直接研究事件參與者如何評估他們於事件中參與的效果,因此未能就民粹邏輯中,個人的能動性展開討論,實在是一個遺憾。希望各位朋友,不吝賜教,豐富有關今次事件的討論。

Brighter, bolder, “Bettyer” : 以《Ugly Betty》作為酷兒理論的實踐

一位看來奇貌不揚、戴著牙箍和厚膠框眼鏡的年輕拉丁裔女子 ― Betty Suraez,在誤打誤撞下,成為了Meade集團旗下的時尚女性雜誌《Mode》剛上任的總編輯Daniel Meade 私人助理 – 這就是Ugly Betty (中譯《醜女貝蒂》,港譯《「俏」貝蒂》,或譯《醜女也有出頭天》) 第一集的故事內容,而整套劇集就是由此戲碼展開。驟眼看來,故事的結構似乎跟《The Devil Wears Prada》、《Bridget Jones

流行曲歌詞與性/別身份的呈現 : 從楊千嬅與何韻詩的歌曲說起

儘管近年香港唱片工業持續萎縮,可是本土流行曲依然有其生命力,在傳統工業模式以外,透過各種途徑(例如互聯網、隨身mp3以至手機鈴聲),滲透至我們的日常生活。流行曲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,實在不容文化研究者忽視。 要從文化研究角度分析流行音樂,歌詞、歌手的演繹方式及其形象、歌曲的旋律及其編排、音樂工業、聽眾以至媒體等都各有其重要性,而且每一範疇互有關連,互相影響。可是如果上述各項皆不能分割,則流行音樂研究將顯得過份龐雜,而且焦點或會模糊不清。朱耀偉曾闡述單純歌詞研究的可行性及重要性,除他所言流行歌詞本身的感染力外,我認為,無論是在卡拉OK「邊唱邊閱讀歌詞」,媒體挪用歌詞借題發揮,情人憑歌寄意,以至在自己網誌(blog)轉貼歌詞等行為,都可說明歌詞的文字,對聽眾而言,一直有其情緒宣洩、感情表達以至身份認同等重要功能。 流行曲同時有再現的力量與影響的力量(the...

屬於香港人的紀錄片 : 張經緯的《音樂人生》

執筆之時,收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,港產紀錄片《音樂人生KJ》揚威第 46 屆台灣金馬獎,連奪「最佳紀錄片」、「最佳音效」、「最佳剪輯」三獎,並且創下金馬獎許多紀錄,它不單是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,也是第一部獲金馬獎的數位電影。 《音樂人生 KJ》紀錄了一位自負傲慢,卻又魅力非凡的 17 歲音樂天才 - 黃家正(KJ),對音樂和人生的態度。這部僅以 9 萬元低成本製作的電影,從 KJ11 歲那年開始拍攝,足足跨越了 6 年時間才完成,而為《音樂人生 KJ》手執導筒的,正是今期人物專訪的主角張經緯導演。

自由

古今眾多的哲學家、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對自由作了多重的闡釋,自由的概念簡單但容易混淆。在日常的語境中,自由是不受限制或阻礙的自主,再而引伸到思想及政治層面的自由。

政改論述如何「教壞細路」

新高中通識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目標,是希望孕育學生「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,使他們成為對社會、國家和世界有認識」和「盡責認真的公民」(《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(中四至中六)》,2007年,頁4-5)。對左右香港未來發展的政改毫無興趣、漠不關心、消極被動,自然說不上是一種「積極的人生態度」,也難算是「盡責認真的公民」;習慣於接受和使用空洞的修辭,甚至以政治化妝術取代實際的分析,恐怕亦離「正面的價值觀」甚遠,也無法真正有助學生認識「社會、國家和世界」。政府(教育局)對通識科師生的要求,理應同樣適合應用於政府自己身上。不過,官方推銷政改諮詢方案的論述,卻似乎與其推動的教改目標自相違背。 有論者認為,近日成為了傳媒焦點的「5 區總辭」,將會令公眾「失去切實討論『2012中途方案』的興趣」。這說法對了一半,錯了一半。對的是:公眾確實「失去切實討論...

請好好守護我城的身體

不用叫青年人盡所謂公民責任支持校園驗毒,或甚麼政府尊重家長意願讓步不交驗毒資料給警方。不如回答,校園驗毒是否有效的禁毒策略吧。由最基本的收集正確樣本,到阻嚇吸毒、販毒的策略,以及其他配套,校園驗毒其實全無說服力。練乙錚先生在信報八月的幾篇文章,早已引述多個嚴謹的學術報告,證明驗毒和禁毒沒有必然關係,而政府提出的理據卻是斷張取義以及引述小布殊政府的公關文字(參,練乙錚,,《信報》2009年8月6日)。如練乙錚先生的資料無誤,那政府推出驗毒計劃已涉及誠信問題,政府和支持驗毒的人士是否需要回應這些合理懷疑呢﹖ 公共政策不是公關修辭。無論在政府、學校、家長眼中的抗毒戰爭有多嚴峻,有多刻不容緩,總要面對現實找對方法和支持對的方法吧。政府再聽那些所謂Spin doctor獻計,多找幾個公關當政府的「無間道」,替自己在

繼續解讀「周秀娜」

李小良教授於〈解讀「周秀娜」〉一文中指出,從理解「0靚模」現象我們可以看到「精英與普及、中產與基層的權力抗衡的問題」。就如他所言,「0靚模」現象從不止所謂「道德」或「消費」的討論,那更是文化、階層、權力等多方面比拼。在父權的(Patriarchal)社會脈絡裏,「好女人」與「壞女人」二者間的權力抗衡也在「周秀娜」身上發生。本文中的「周秀娜」以李教授文章中的「周秀娜」為本,同樣加上引號,「周秀娜」不止是「0靚模」,更是被呈現的社會現象。

為什麼我們還要研究”大眾文化”?

固然,文化研究和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有著毋庸置疑、無需避諱的密切關係,但是,文化研究是否必然僅僅只能“觀照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”,“大眾文化或通俗文化”是否絕不包括“文學現象”,卻正是本文想要追究的問題

從周秀娜看流行文化研究

由科技大學邀請周秀娜出席「知識無限」講座,到演講後,新聞話題不停地出現。電台主持人、網民等都認為周秀娜學歷低,根本沒有資格在大學裡說自己成功之道,大學低俗化,邀請只靠身體上位,沒有內涵的女人講 talk。講座後,這種形象更加鞏固。但是另一種討論則是周秀娜說的話相當得體,只是當晚主持的李小良副教授有意刁難,「搏出位」、「扮高深」,令周一面惘然。 這裡不但顯示出香港普羅大眾對普及文化研究的無知,也再次表現出其反智的一面。筆者其實並不關心李是否有心留難周,或周是否扮無知,掉入一個自己預設的形象,或者當日的雙方討論的有效性,筆者最關心的是怎樣在香港進行流行文化研究。

解構攝影的誕生對藝術及歷史的意義

1839 年,法國畫家達蓋爾 (Louis J M Daguerre)宣告攝影的誕生。從此,照相機改變了藝術的普遍特徵,使藝術的性質發生變化。 攝影的基本技術是用光線去形成,然後才有畫面產生。這和先前的繪畫不同,攝影用光作畫,光線可以複製畫面,而照相機是機械,所以用光作畫又可稱為機械複製。複製的逼真度並非如繪畫般依照個人技巧,複製的效果也如同眼睛所見一樣,是一場革命性發明。 攝影技術複製出來的影像本無意義,必需要把底片沖曬出來才有意義,這便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觀念,並重新定義藝術,尤其是繪畫藝術。繪畫講究的是畫家與被繪對象之間的長時間互動,「時間感」因而進入藝術品中。反之,攝影卻是在瞬間凍結流動的視覺,隨著攝影術的進步,我們甚至可以使用超高快門輕易捕捉高速流動中的景象。

現代女性傳 : 女扮男裝 = [new] wo-men

現代女性傳:女扮男裝,開宗明義閱讀、研習女性自我的形象到底如何展現?依然是約定俗成的標準,還是反省女性的主體位置繼續浮動不居? 我們對「女性」也許有一種偏見,視女性為客體,把部分客體扭曲成被凝視的產物。為何總被建構為次等的、不穩定的、污名化的性別角色。事實並非如此,從約前21世紀,女性參與政治、穿男服,尋求一種反本質的看法,可能展示女性並非「被動」和「弱者」的表現,而是具有某種「反抗」,有著性/別的自主態度。現代女性傳:女扮男裝,就是一種鏡面的反映,「看」現代女性生活型態的能動性。

女性與族國主義的艱難結合 : 宋美齡與新生活運動

修讀「女性主義與文化政治」這門課期間,適夕泛道德化的政治在香港越演越烈,除了像明光社一類新右宗教組織的恐同(反對同性戀伴侶被納入家暴條例)與反資訊自由(倡議收緊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)運動外,還有由政府倡導的反吸煙及禁毒運動,和由懷孕少女自拍、社民連議員在議事廳內講粗口、旺角鬧市投擲漒水彈等等事件引發的道德恐慌……在金融海嘯,普選被拖延等種種不穩定因素下,輿論走向強調家庭價值及社會監控。當中夾雜着的基徒教倫理和和諧的國家主調,進一步合理化對國民身體的微觀監控(由什麼地點可以吸煙,到入校門要強制驗尿)。教會曾經是殖民統治的最佳伙伴,然而對身體的規訓,卻非唯殖民統治所獨有。要拆解宗教 ― 殖民主義 ― 國族主義(此譯,nationalism)之間的扣連與背反,似乎不得不向具體地回到現代中國的歷史經歷。這一連串叩問,正在我面前開出幾個不同的研究議題,包括作為(半...

奧運、現代性與國族認同

現代奧運自1896年於雅典舉行直今超過一百年,由最初只有13個國家311位選手參與(當中還要包括主辦國的196人)的運動會,已發展成今天每屆上萬人參與的國際嘉年華。奧運正體現一個「夢」,《奧林匹克憲章》「基本原則」明示:「通過沒有任何歧視、具有奧林匹克精神——以友誼、團結和公平精神互相瞭解——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,從而為建立一個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」。一種可以超越民族、政治中立、普世性的運動節慶,或許這可能是一種幻覺,一如以為透過工業主義本身,就可以消除階級的分工達致以弟妹相稱的傳統宗教的目的。 (Buck-Morss,1989: 91) 無論這個「夢」是否已經實現,或正在實現,這運動嘉年華會仍繼續四年一次照例舉行。2008年的奧運更在本國首都北京舉行,本屆口號正是「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」。 可是在傳運聖火途中遇上「藏獨份子」示威...

女演員銀幕前後的性別身份建構過程 : 解讀惠英紅

功夫片的熱潮,七十年代開始由邵氏兄弟(香港)有限公司揭開序幕。當時由王羽自導自演的《龍虎鬥》(1970),票房超越二百萬大關,而《天下第一拳》(1972) 更榮登 1973 年上半年全球十大賣座名片第七位。直至李小龍由美國回流香港,其標榜真功夫的實戰電影,例如《唐山大兄》(1971)、《精武門》(1972)、《猛龍過江》(1972)等,皆瘋魔全世界,令功夫片成為電影的主流,影響力至今不衰。由功夫片帶起的陽剛文化,令電影成為「男人世界」,大量的「打仔」充斥銀幕,例如成龍、洪金寶、劉家輝、陳觀泰、傅聲、戚冠軍……等,皆成為票房的保證,滿足了觀眾的英雄夢。 功夫片其實是典型的男性世界縮影,戲劇的衝突、人物之間的矛盾都是以男性為核心,而其中的拳來腳往、忠肝義膽、報仇鋤奸,都是男性的專利,女性形象只不過是一個依託於男性而存在的符號,不具有獨立的精神性格...

「商場作為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間」 : 以慈雲山中心為例

父權主義對女性的壓迫也體現在女性常常被困在家(home)中、廚房(kitchen)或特定的小空間裡,這些空間往往被稱為「女人空間」(women's place)。現代化的都市環境與空間設計,都是以都是以「打工仔」作為主軸,即使交通樞紐都以商業中心為主要連繫目標,其實是無法完全滿足生活在社區的家庭主婦。所以,性別角色和位置大大限制了我們對空間的反思。若我們從現代化的脈絡進行討論,商場便是最好的例子去說明空間與女性的關係。 筆者是慈雲山居民,對慈雲山區內的大型屋邨商場(慈雲山中心)有一定的認識,本文因此以例子進行分析。慈雲山中心是領匯旗下表現最好的商場之一,同時也是幾個重點發展商場之一。自從房屋委員會透過領匯基金分拆出售旗下的屋邨商場,政府逐步退出市場,將原本應以公用性、服務性或是節制私人資本膨脹為目的的公營事業、公共部門徹底轉到私人市場...

從《大國崛起》得了甚麼歷史教訓?

中央電視台製作的紀錄片《大國崛起》2006年11月在國內播出後,在國內引起廣泛討論,除了因為是首套中國製作,以世界歷史為題材的紀錄片外,背後的製作動機成為焦點所在。 不論是從前由皇帝下令編寫的史書,或是今天的歷史教科書,都不免牽涉到權力的問題,甚麼可以放進史書、甚麼才是歷史,由誰編寫,目的又是甚麼?《大國崛起》的出現,也並不是偶然。 《大國崛起》作為電視紀錄片,跟這個時代有著密切關係,出自中央電視台之手,更難免有政治因素的考慮。總編導任學安在採問中談到製作動機,說是因為在2003年11月,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播出一段新聞,是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請專家講課,內容是十五世紀以來,歷史上九個世界性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(財經時報18-12-2006),因而引起製作此紀錄片的念頭。 雖然不是直接的中央指令,製作紀錄片,自然是有目的,回看歷史、放眼世界,說穿了...

穿梭大圍村歷史/文化空間 : 專訪大圍村前村代表鄭水興先生

2007年的聖誕前夕,城市內熱鬧如昔,滿街張燈結綵的裝飾及購物人潮。但對沙田大圍村村民而言,這日子跟任何日子也不一樣,那是村民舉辦每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活動。12月24日的早上,在打醮會場內,眾位穿著長衫馬掛的鄉親父老穿插其中,我們看到一位身材魁梧、一頭銀髮的會長,忙著招呼到來的親友和村民,這位父老便是鄭水興先生,正是這次人物專訪的主角。

「後殖民」的政治曖昧性(The political ambiguity of “post-colonial”)

「後殖民(post-colonial)」是在80年代西方學術界繼「後現代(post-modern)」、「後結構主義(post-structuralism)」等的「後」理論浪潮中湧現的術語。現在世界上大部份人也生活在殖民主義(colonialism)之後,因此「後殖民」也很「理所當然的(naturalized)」,一般被單一化區別(universalizing category) 與分割在殖民主義之外。在世界各地獨立聲中,「後殖民」也漸漸轉化成「第三世界」的「前殖民地(ex-colonies)」的政治環境統稱。廣義上,「後殖民」指在殖民時期之「後(after)」,尤其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。它隱含著這些經過了西方歐洲白人中心,在地域上作政治及軍事統治的第三世界社會的黑暗時代要結束,走向自由獨立,美好光明的「後殖民」新紀元。當中...